大疫情时期的中国表情

2024年08月09日已有人阅读病友分享我想学蜂疗

中国人民的抗疫斗争悲壮惨烈。每个人都是这场灾难的亲历者，也是这场战争的参与者。何建明是积极的抗疫者，更是自觉的文字记录者。他被疫情滞留在上海长达80多天，所以也就成为疫情前线的一名直接的文学参与者。这么长的时间在疫情一线采访和写作，恐也是中国作家中少有的几位之一。他的作品生动反映了上海人民的坚强意志、必胜信念和伟大精神，是“上海经验”和“上海方案”的生动表达。同时也是他个人对这个伟大城市的一份独到的感情。《上海表情》，其实就是大疫情时期的中国表情的聚焦，它对世人重新认识上海和中国具有特别意义。

——张陵

△因疫情滞留上海的何建明

精彩节选

与“一号病人”擦肩而过

1月15日下午晚饭前后，并不知晓上海已经有了外地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一号病人”的我，依然很高兴、很轻松地参加完在家乡举办的一个“文学与艺术交辉“展后，乘车进入上海。这个展出是我离开家乡40多年后首次将50余部作品集中面向父老乡亲做的一个汇报。记得当地领导和文学理论家丁晓原先生有这样一句评价：自古苏南出才子，何建明应该也算当代的一位优秀者。

对此我内心是接受的，因为生活在中国最伟大的一段改革开放时代，我用40年时间，写出了50余部作品，应该算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部分重要见证。没有枉费岁月和人生，本身也是一种珍贵。

几十年来养成的节假日不休的工作习惯多少能够说明。这个春节同样如此。

2020年1月15日晚到达上海之后，便在作第二天的采访安排，之后便是穿梭在上海市区和郊区的街道与公路上……上海近年发生了几起重大案件引人注目，我想借春节的几天时间进行调查和采访。那时除武汉之外，我们谁也不会把第二次“非典”式（后来证明比“非典”疫情更厉害）的大疫情放在心上，该干什么照干什么。后来想起来真有些后怕，因为说不定哪个地方已经有“二号病人”、“三号病人”就在你身边走过，同你在一张桌子上喝着咖啡、吃碗面条呢！

“何主席，春节前你还能来我们浙江采访吗？”18日下午，正在上海浦西采访时，我接到杭州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同志来电询问。

“你们节前还有几天上班呀？”我心算了一下：如果19日过去，还能采访三两天吧。于是就这样问对方。
“到23、24日可能就不太好采访了，大家要准备过年了。这几天还可以……”

“那行。明天上午我到杭州。”

时间点就这样踩着，习惯了。

19日一早从上海出发，我把行李仍然放在上海浦东的酒店，因为在这之前已经买了22日一早从上海回京的高铁票。

19、20日两天在杭州和金华等地连续“作战”，把浙江的几个重点法院进行了“地毯”式的密集采访与调研。

1月21日，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魏局长等亲自陪同下，我一整天都在宁波采访。这一天收获很多，因为宁波的执法在全国领先，尤其是他们在解决执行难和海务执法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跟我特别提到他们。采访的时间超出了预期，连晚饭都是匆匆在他们的食堂里吃了一半我就起身说要走了。

“真那么着急吗？”魏局长关切地问。

“是。因为明天一早要从上海回京，后天参加人民大会堂的春节团拜会，我买的是早上八点多的高铁，所以今晚尽量早些回到上海……”我说。

“那就不跟你客气了。司机，吃好了没？赶紧送何主席回上海！”魏局长便立即吩咐司机。

“没问题，马上就走。”隔壁吃饭的司机立即回应道。

从宁波到上海必须经过跨海大桥，然后再进入上海市区，得3个小时汽车行程。

后来我们知道，1月21日武汉的疫情其实已经非常严重了，只是那里始终对疫情遮遮掩掩，外界普遍有些糊里糊涂，仍然过着春节前的平常日子。工作状态中的我同样如此。只是下午在宁波法院会议室采访半途，手机突然响起，一看是家人发来的微信：北京、上海的口罩已经脱销，赶紧看看在宁波能不能买点回来。

有这么严重吗？我心头一笑。

因为是家人发来的，不能不重视。专注采访中的我不得不放下笔，悄悄把家人发来的微信内容给了坐在一旁的宁波法院领导看，又不好意思道：“不知真的假的，怎么给弄成这个样……”

宁波朋友也笑笑，没说话。

“能帮我买几个口罩吗？”我向他求助。

“没问题。”

不到五分钟，两个口罩拿到我面前。“这么快呀！”我有些惊讶。

“是我去办公室里拿的……”宁波法院朋友说。

我拿起一看，笑了，话没到嘴边：蓝布的，根本就不是医用口罩。我暗道，看来宁波人也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此时已经如临大敌了！

但我是经历过“非典”的，警惕性存在于心。家里人都是医生出身，问题不严重不会“大惊小怪”地让我从外地带口罩回京。

回程的路上，司机开得比较快，一路雨水濛濛，看不清路途上的夜色……连续几天在浙江各地采访，有些疲劳，所以我就迷迷盹盹地回到了上海。谢过司机后，急忙赶回酒店房间收拾东西，准备明天一早回京。

庚子年的上海，是祸是福？

2020年1月25日是中国的农历大年初一，即庚子年的春节。这一年我们的祖先俗称它是“鼠年”。

鼠在十二生肖中是老大。而60年一个轮回的庚子年似乎按中国传统的说法它并非吉利年，恰恰相反是比较倒霉的疫灾年。真是吗？

那些“易经”学家们会告诉你是真的，而且“理论”十分扎实。他们分析道：庚子年生肖为白鼠(金鼠)，纳音“壁上土”。庚子是厚德之土，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能克众水，不惧众木来害。因为木到子位乃破败之地没有了气力。庚子年，纳音为壁上土，戊土为云。戊癸化火，火为日，故为天云日承。乃气过孚虚之土。若得重土相资，则水木不刚，弱遇官鬼而不刑，则衰绝自保。水土同宫，子为刃，极至而反，盛于亥而衰于子，阳出而阴伏。

“风水”先生则另有一番见解，他们认为，影响地球大风水的有三条线，一是日木线，二是土日线，第三条是威力更大的银日线。因此庚子年的各种灾难，与地球和银日线的位置密切相关。地球处于太阳系，太阳处于银河系，因此宇宙中，对地球影响最大的便是太阳和银河。当地球运行到太阳和银河中心之间、三点成一线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它们的这种特殊同轴位置引发了3个空间弯曲，好像三个发射信号的大锅，从而形成一个特殊的能量共振场。这种共振，相当于数以亿万计的射线和能量波被杠杆放大后、再双面包抄地球，引发的磁场干扰可以想象，自然而然会加速地球上生物的各种不寻常反应。要知道太阳系中，土星和木星体积最大，对地球的影响也最大。这些质量巨大的行星的引力让地球保持接近正圆的稳定运行轨道，从而使其可以从太阳那获得持续稳定的光照，这是生命繁荣昌盛的基础。土星和木星在六十年一大轮回的时候，它们一起跑到银日线上“折腾”，自然对“小弟弟”的地球产生物理上的巨大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庚子年”是“灾难年”之说。

我不信这些“玄学”，但似乎又没有能力进行反驳。因为有些事你信不信是一回事，然而历史上的现象却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它就是“不顺”和“疫灾年”。看看中国近代史，可不是嘛！你看——
1840年庚子年：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敲开了古老封闭的满清王朝大门，是我国近代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

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进犯北京，导致中国陷入空前灾难，险遭瓜分。这场动荡被称为“庚子国难”。

1960年庚子年：全国大面积受灾，其中以河北、山东、山西最为严重，占耕地面积的60%以上。中国开始了持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前所未有的大饥荒，据说饿死了有数百万人之多！

2020年庚子年：开年伊始，便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

以上这4个“庚子年”，我经历过其中两个，大概一般人都不可能经历更多。1960年的庚子年，我尚年幼，知道那一次全国人民都处在饥荒之中，许多人没有挣扎过来而死去了。我后来成为家里的独生儿子，就是因为在这个庚子年引发的“三年自然灾难”中永远失去了比我小四岁的弟弟……乡里邻居们抬着那口小棺材出殡时我母亲哭天喊地的那一幕，永远烙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而且因为没有兄弟，所以日后受外人欺负的事常有，这是许多像我一样缺少兄弟的男孩们的心头之痛。还好，因为生活在江南鱼米之乡，这个庚子年没有饿死我家其他人，我们后来还是生活得比较幸福，苦了的是我们的父母及爷爷奶奶。
1840年和1900年两个庚子年里我祖上的经历，如果不是因为2020年这一庚子年我“被困”申城上海的话，是不会去追溯有关我家族历史上两次不幸与灾难的——今天讲出来是因为这个故事与上海密切相关……

近代的庚子年——1840年，上海是个什么样？我爷爷都不知道。但他听他的爷爷说，那个时候的上海还真的刚刚从“海”上露出个笋尖尖。竹子在我们苏南一带家家户户都有，一般种在宅基后面，它冬天可以挡北风，夏天可以纳凉，春天能出笋吃，秋天伐下可遮盖漏雨的房屋。你说竹子对我们苏南人有多大的影响！所以高祖父用“笋尖尖儿”来称呼1840年时的上海是有道理的。再说，我的高祖父那时常在苏州和常熟城跑生意，区区渔村的小上海对他来说算啥？如果高祖父活到现在，跑到上海却被人嘲笑是“乡下人”的话，肯定会气得大骂：“你个小出棺材，葱头的个子，知道竹笋比你高多少吗？”这话的意思是：小赤佬（骂人粗话），你有多大的个头在这里瞎嚷嚷？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不知多多少，你还是“上海人”？！笑话，我在上海开河筑路时，你奶奶的奶奶还不知在哪个地方发芽呢！

我的高祖父够有底气，如果论在上海的资格，他这辈子目前两千万上海人中几乎没一个可以与他相比。不是吗？哈哈，我替他骄傲，是因为上海最初成为像模像样的镇级大渔村应该是在明朝，后来到了清朝之后就慢慢有了“城市”的轮廓，这个时候苏州城内的富商们开始陆续往海边的这个大渔村迁移。从苏州到上海的距离，自古以来没有什么变化，现在两地之间如果走高速路，只需一小时。然而在我高祖父那个年代，却要走整整两天甚至三天。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唯一“先进”的交通工具是船。现在上海市区除黄浦江外，另一条河为何叫“苏州河”，其主要原因就是最早的时候内地人到海边来，唯有一条大河通着，它就是苏州河。所以真正有资格说是“上海人”的人，才会知道苏州河才是上海的“母亲河”。那些说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的人，皆是后来者，或者说是我高祖父口中的“外乡人”。

1840年前后，苏州城里仍然不断有财主往“大渔村”的上海迁移。我高祖父兄弟二人，力大无比，在十里八乡都有名。要不然，他们怎么可能硬压倒了对方，把原来叫“桂市”的一个镇，正式改名为“何市”——我出生时，何姓就是这个镇的“大户人家”。全国也没有第二个“何市”。

我爷爷的名字叫何叙生。爷爷的爷爷即我的高祖父叫何兴生，人称“何大力”，力气特别大，据我爷爷说，我高祖父一个人能挑起八百斤的大石头。“何大力”那时在上海算是一个人物，因为那些从苏州搬迁到上海的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离不开他和他的船帮搬运，所以高祖父在苏州、上海两地很吃香。不知那个时候的船帮是不是有点像现在管交通一类的“官儿”？反正富人穷人都得靠上我的高祖父。
有些势力和人缘的高祖父“何大力”，认识了一位贺姓财主。当时上海黄浦江西岸和苏州南岸已经有街道、有商店，渐渐地热闹起来，大渔村开始变成小城镇，这个速度是空前的，十年中人口大增，甚至几条主要街道都变得拥挤了。另一个情况是黄浦江两岸开始起来一个个码头。尤其是黄浦江与苏州河交界一带的沿岸，码头一个接一个，现在我们知道的“十六铺”码头，就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黄浦江东岸的船厂开始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占据沿江各个地方。

“大力兄，我们一起在浦东那边弄个码头如何？我出钱，你出人和力……”一天，贺氏老板找到我的高祖父。

“好的呀！码头码头，船头到头就是码头。我干的就是这活儿，我看蛮好，弄个码头，省得老靠人家那里，还要出份子钱呀！”高祖父爽快地答应此事。

“起个啥名字呢？”贺氏老板有些为难了，因为从心底里他是想用“贺氏码头”的，但又因为是跟我高祖父“合办”，如果用了“贺氏”打头，显然会让我高祖父不太舒服。贺氏是读书人，聪明圆滑，他很快起了个“中性”名字，而且是两人都能接受的“好名”——和氏。

“我们俩我姓贺，你姓何，都是韩氏后代，今天又一起在上海兴业，便该和为贵。所以我起个‘和氏’商号，你觉得好不好？”他征求我高祖父的意见。

“好好！这个‘和’字好，啥事体只要‘和气’，就能生财呀！我双手赞成！”

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码头都是以某某人的姓氏作“商号”。“和氏码头”就在我高祖父和贺氏先生一起动作下建起了。在如今的浦东陆家嘴沿黄浦江往东一点的地方，便是原来“和氏码头”的位置，即今天的“东方明珠”塔东顺沿黄浦江向吴淞口方向500米左右的那一片沿江之地……

“现在这里寸土寸金，一亩地至少可以卖到十个亿地皮价……”原陆家嘴开发区第一任总裁王德明先生告诉我。十几年前他退休时，那一片土地开发价是他说的这个价。

我爷爷告诉我，他听他的爷爷说，当时“和氏码头”占地约300亩。好家伙，如果高祖父把它留到如今，我何氏家族怕也进了“富豪榜”！

可惜，如此美妙的好事被1842年一纸《南京条约》下洋人铁舰船的“轰隆”声全给炸灭了！

庚子年过后的第二年，英帝国主义强盗在完成对广州、香港的霸占之后，强行威逼软弱又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辱国的《南京条约》。这一条约打开了东方大港——上海的大门。从此上海开始了一个自己不能主宰的历史新纪元。

“1840年的庚子上海，闹过一场大疟疾，死了多少人当时没有等衙门来统计，但肯定不会少于上千人……那个时候上海总共也才三五十万人吧，死上千人就是吓死人了的数！”在我小时候夏天乘凉时，爷爷给我讲他爷爷的故事时这样说过。

听爷爷说，后来高祖父他们再到上海做生意就非常注意身边备些老鼠药。

“是老鼠传染的病吗？”那时我不懂。

只记得爷爷说：“那年是鼠年。老人有句话：鼠年不吉利，有灾有难……”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但爷爷的话在我幼小的心灵就种下了这根“筋”——所以在我们苏南一带，过去每家每户粮食未必满仓，但却少不了备一包老鼠药。而且慢慢也常听说有人寻短见一般都是吃的老鼠药。

这就怪了！

听爷爷说，高祖父后来运气不太好，就是因为有一次“拉肚子”，一拉不休，直拉得他差点儿见阎王爷。从此，“何大力”就不再是苏州、上海码头上的头牌大力士了。

没有了力气的高祖父在上海滩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到1875年去世前，他甚至连拿只碗的力气都没了。至于他和贺氏老板开立的“和氏码头”，则因“何大力”不能常撑场，所以洋人大铁船靠码头后，一步逼一步地将这块苏州河出口处“斜对面”的风水宝地霸占。据说我高祖父当时分得二三十两银子，但为了治病，花得殆尽。

“我阿爹后来只能在洋人办的铁船厂里当伙计，因为这个码头不再有我们何家的股份了……”爷爷说，“但他也算是有力气的人，一个人能单手举起近300斤分量的东西，所以只能靠力气吃饭。上海码头多，所以只要有力气就有饭吃。”

爷爷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靠力气在上海滩和浦东码头又洒干了一辈子的汗水，混得一口饭，并养活了家里的三个儿子。我爷爷是兄弟仨中的“老末”（最小的一个）。嘿，这何家三兄弟个个彪悍，曾一度驰骋黄浦江两岸的码头上下。然而上海滩码头是三教九流最活跃的地方，也是黑道白道争夺最激烈之处。我爷爷他们何氏三兄弟尽管有力气，最后不是伤病致死，就是勉强维持一份口粮而已。等我爷爷开始有家有室有儿子后，他不再相信靠力气可以吃饭，所以力争让我父亲——他的大儿子“改辙归道”，在老家学点文化。二儿子——我叔叔遗传了父亲和祖父的基因较多，力气比我父亲大，所以最后还是走了“靠力气吃饭”之道。

1932年，一场瘟疫，彻底打碎了我爷爷的“上海梦”，甚至举家退出了上海滩码头，解甲归田回到原籍，从此我“何氏家族”与上海“失联”至今……

1932年上海的瘟疫与一场战争有关，这就是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一役。当时驻上海的国民党十九军与侵华日本海军在上海大战一场，双方伤亡同样惨重。自古以来战争之后必有大疫，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的上海也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1932年4月26日，上海发生第一例霍乱，而后迅速在市区传染开，而且传染到了武汉。这一次霍乱除了上海，武汉是第二个瘟疫暴发流行地。上海自然更严重，到1933年的3月19日，上海因霍乱而死亡的病患达503例，感染上的人数达10686人。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似乎没那么严重，但不要忘了当时染上这瘟疫的患者，其死亡率是非常高的，达7.4%呵！

我的爷爷为此彻底告别了上海，那一年我父亲刚刚出生。爷爷本来对“靠力气吃饭”的前途已经伤心透了，再加这场“吓死人”的瘟疫，从此对上海产生了恐惧感——“还是我们家里好”，他至死前一直对我这样说，就是晚年在病榻上知道我已经到北京解放军总部机关去了，他仍然念念不忘嘱咐他孙子一句：“大城市里没啥好的。人多，容易出瘟……”

庚子年里有无大疫？谁也说不清。但因为此次武汉疫情暴发于庚子年到来之际，所以“庚子有大疫”成为一个社会话题。

到底是否有“根据”?现在资讯发达，天底下的事又多，所以任何一个好与坏的事情，都几乎可以从正反两个极端找出一百种、一千种的“例证”。但我关心的是与上海、与此次武汉疫情有关的“历史例证”，这很重要，原因是，同样作为大城市，为什么上海与武汉同样出现疫情，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特别要研究的重要话题，并具有现实未来意义。

我们必须寻找不再重复灾难的根源与可能。学习和研究“上海经验”，就得了解上海曾经一次次对付疫情的手段与痛苦中走出来的路径……我绝对相信如果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北京暴发的话，肯定不会有现在武汉那么惨，因为我们经历过“非典”疫情，知道如何做，甚至如何面对恐慌与死亡。这是血的代价换来的。

上海能够有今天“娴熟”的对付疫情的能力，与曾经所付出的一次次血的代价有直接关系。

大上海自开埠以来经受的疫灾比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多——这是它的许多特性所决定的：开放程度最高，人口最多，又是容易产生疫情的南方，还有它历来受列强的一次次奴役与粗暴对待……上海的这些特殊性对今天和未来的中国现代化城市的防疫都具有意义。

当我走进上海图书馆，去查阅相关资料和查找百年来发生在这座城市的疫情时，可谓大吃一惊：原来历史上的上海曾经发生过那么多的大疫啊……我美丽繁荣的上海，原来吃过那么多苦哟！

不说远的，仅解放前的“民国时代”的上海，曾在23年间先后出现过6次天花大流行。

“天花”这词现在的年轻人和社会里已经很少听到了。可在我们小时候似乎经常能听说“某某家谁谁得了天花病死了”的一类噩耗……史料告知：在1926—1949年的23年间上海的6次天花大流行，死亡率相当高。伤寒病在清末的上海也曾经流行，每隔2—3年就要流行一次，从1930年到1940年的十年间，仅此一项流行病毒在上海累计发病15190人，死亡近万人，死亡率高达59.5%。

专家告诉我，旧上海的传染病之所以十分猖獗，其原因有四。一是市民对居住的城市环境缺少保护意识，甚至对给自身造成的健康威胁充耳不闻，视而不见，邻里之间“各管各的弄堂”，没有群体和集体公共卫生概念，更不用说相互帮助与防范。弄堂、阁楼和作坊式的小家庭生活方式，加上那个时候宰牲不统一、垃圾乱丢等等，市民不仅自身不注意卫生，更无视周围群众的健康和生活，制造的污染太多，甚至有的弄堂里的环境污染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二是旧上海的城市污水大多不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苏州河和黄浦江，使上海的水质遭到严重污染，己经变成肮脏的“大水沟”，甚至污染到井水和市区的所有支流。再就是对尸体的处理，大多数民众根本没有认识到处理尸体与人类的健康有着重大的关系。近代上海乞丐、流民特别多，他们死亡之后，无人收尸，且每次大疫，定有许多人死亡，这些尸体多数裹以草席浅埋，或者干脆扔在空旷之地，不予掩埋。四是旧上海时，人们无论有钱与否都喜欢讲排场大办喜事，逢年过节聚会盛行，一到春节，拜年、庙会等活动成为瘟疫扩散的主要途径。操办喜事时，无论大户人家、石库门小户居民还是市郊农家，都是按上海旧习俗“招待亲友三天”办理。三天之内，从早到晚，几十人、上百人聚集在一起，吃喝玩乐，又不怎么讲卫生，都给传染病提供了广泛流行的契机。
“城市病让旧上海饱经疫情折磨!”这位专家如此说。

△疫情期间作者于上海同仁医院采访留影

黄浦江让我泪流满面

人一生认不认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说法。我相信命，似乎又不太相信。我总感觉，人的命，就生命的“命”来说，它很大程度上是父母先天的基因决定了后一代人，科学家说决定后一代人寿命的因素中，这种遗传基因占80%，后天因素才占20%，这么看我们每个人寿命的后天决定因素比较小。但另外一种命，那就是命运的“命”，它则由自己来决定了，还有所处的社会环境。

我的观点是：你一生中有些事情“逃脱”不了上苍给出的“规定”，即上天安排好了的。这似乎有些唯心主义，但自古以来我们有种“冥冥之中”的说法。这个我有点相信它。比如我与上海。

我的祖先几代人与上海厮守在一起，但最后因为洋人的铁船和日本人的刀枪，他们被迫离开了。作为一名苏州人，用上海人常说的一个“乡下人”，我也以为自己这辈子不太可能与上海有什么瓜葛，尤其是后来到了京城工作，觉得此生似乎不大可能再与上海有缘。

但眼前发生的一切突然又改变了上面的这些不可能，且我与上海的缘份，越缠越牢，似乎有些缠不断了……
我在《浦东史诗》中写到了自己那段与上海黄浦江有关的“恋爱史”，其实很能代表我们这一代走过的人生，从农耕社会进化到现代城市化社会的激剧过程，不到半个世纪，我们竟然都经历了！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要“庆幸”和“感谢”这个时代的缘故。

对上海，我现在的感情便是如此。近两年来，我比任何一个上海人都要更专注地紧贴着黄浦江，每天都想深情地拥抱它，因为它已经成为了如同我身体中流淌的血液一般，如果它流动，我的血也流动；如果它激情澎湃，我也激情澎湃……这并非没有原因，而且原因深刻，且唯我独有。

1997年5月17日，时任法国总统的雅克·勒内·希拉克先生第一次来到上海，他下榻在刚刚建好的汤臣国际酒店。那个时候浦东正在大建设之中……从浦东往东看，一片繁忙景象，几乎每天都有一栋摩天大厦耸立而起。回身展望浦西的老上海，那里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重新焕发生机与异彩。浪漫的法国总统被中国的大上海深深地吸引和震撼，他十分动情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愿意在这里面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作演讲，因为这里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是的，上海是一个值得赞美的城市，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几十年来，它就是最放异彩的中国最具现代化色彩的城市。毫无疑问它也是最浪漫、最让人爱得死去活来的城市。许多人如此，我也如此。想起来也怪，其实我的一生中就没有离开过上海：我小学的班主任是一位叫王琴芬的年轻漂亮的上海女老师；初中的班主任是一位叫夏佳珍的中年女老师（同学们背地里叫她“夏老太婆”，其实就是50多岁的人吧）；高中的班主任是张伟江老师，他后来当了上海市委教委主任；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时，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金炳华是作协党组书记，我的直接领导；而我的老娘舅一家是松江泗泾镇的……你说我的上海缘断过吗？

我在《浦东史诗》一书中曾给一些人纠正了一个常识上的错误，即黄浦江并非上海的“母亲河”，苏州河才是上海真正的“母亲河”。如果了解上海发源的历史过程，对我这样的老“吴国人”所说的这句话就不会有所质疑了。那么黄浦江是一条什么样的河呢？在我看来，或者说在我了解了黄浦江的形成与它所呈现的本色与内涵，以及它对这座“东方巴黎”的伟大城市的作用和影响后，我突然发现黄浦江它原来是一条“爱情河”——浦东与浦西之间一条缠绵千年、柔情百般的爱情河。因为我这样比喻浦东与浦西：一个是失散于民间千百年的公主，一个是被宠爱惯了的王子。它们因为历史的原因分离了数百年，又因改革开放、浦东开发开放重新回归、相亲相爱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由无数条美丽的大桥、无数条江底隧道联结成“一家”的新上海！

我喜欢自己的这个“发现”，以文化和未来意义的视角，将黄浦江称为上海的爱情河。自然，这条上海的爱情河，是由沧桑而曲折的城市形成史和炽烈的城市发展史所开辟出的一条充满激情、浪漫，又具有浓浓洋味的东方大城中的“爱情河”，所以你再去细细观察与品味黄浦江时，就会发现它确实具有雄浑而炽烈的潮奔潮落的壮丽之美，它那湍急的奔流也确有那种催人泪下的凄婉和慷慨的施舍之气，而作为一个伟大城市中间的一条大江，它更承担着平衡两岸庶民百姓生计与为整个中华民族贡献工业生产与海派、江南和红色文化的唯美责任。所以说，黄浦江在我的眼里，它就是一条世界上最富浪漫情调、又能够高扬民族精神及地区品质的爱情之河。

在上海的日子里，我就喜欢贴着黄浦江，选择离它最近的地方驻足入眠，而且每每看到它的时候，心灵深处便有了一种安宁，一种激情，一种想热切拥抱并对其永远怦然心跳的感觉……
有道是，上善若水。这种对黄浦江的爱，源于我喜欢水，喜欢江河，因为我本身就是在水中出生与长大的——江南的生活是我生命的印痕。

而上海这个城市本身也是如此——它是水孕育出的一个社会生命体。在遥远的六千多年前，上海就是一片时隐时现于海水之中的“上海”胚胎。那时浦东、浦西两地浑然一体，彼此不分；青梅竹马，爱意绵绵；它们以水为介，以水为媒，共同修炼着这块土地最原始的“初心”与美德。

后来“上海”与上海人，用了近六千余年的时光，伴着垒积而起的层层沙粒，将这种“初心”和本土的品质，铸造与修炼成一种“上海城市的味道”，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些骨子里的东西：坚韧、勇敢、果断、开放、透明、包容、睿智和细腻……这皆与水有关。

因为水能磨砺一切，它也可以诞生一切。水让万物生与亡，水自然也能让物质高贵与低贱。水对城市的沉浮，完全取决于这个城市里的人对水的态度。我的祖先在这块土地上垒起了一个小渔村，就是因对水的期待与尊敬；后来的继任者，是因为摸熟了水的性情与脾气，充分利用了水可能抵达的能力，而将它开埠成“东方大港”；再后来的上海人，就更会用水，让四面八方来客都成为这里的“阿拉”——他们以水为友、以水结友、以水交友，用水拉来了一批又一批苏州人、宁波人、绍兴人、安徽人……于是他们共同拥有了一个称呼，“阿拉是上海人”。当然，还有一批志向远大的理想主义者，以上海的水，“运”来了中国最需要的精神产品——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于是让这座城市从“平民”变成了王者！

呵，水，上海之水，你仰仗于黄浦江日夜奔腾的胸怀，以及潮起潮落永不停息的精神，铸造了金色的外滩，筑起了苏州河上的伊甸园，还有龙华寺的神坛，以及南京路上的七色“百货”和小弄堂里那悠扬远播的二胡小调……当然，黄浦江的水，更有它与众不同的特质：咸味的海水与甜味的江南湖溪之水所交融出的那般柔软的清淡和闪着灵光与智慧的新鲜，让它有了独特而迷人的诱惑。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开埠以后，一下涌进了那么多洋人到远东的上海来冒险。当然，最让黄浦江的水色在世界范围内扬名的时代当算改革开放之后的今天，你如果有机会能在夕阳西斜之后的黄昏，乘着游轮，从十六铺起航往东到杨浦大桥方向游览一个来回，纵情地观赏两岸的上海夜景，我相信你必定会陶醉，并且心头暗暗吃惊：世上还有比这更美的仙境吗？

确实不多了。走过纽约，到过伦敦，再游完莱茵河、尼罗河……之后，你来到上海，就会由衷感慨：还用去哪儿吗？世界最美就在你身边！它独傲于东方。

这就是我为什么爱上黄浦江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我的生命里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因为它曾经让我死而复生过……这个故事，并不遥远，但一晃也半个多世纪了：

那个年代正值“文革”，被打倒的小“走资派”的我父亲，沦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那会儿，带着年少的我第一次到上海“装肥料”。那时浙江一带很多农村靠大上海的各种工厂特别是化工厂、食品厂泄出的“下脚水”作为农田肥料，所以也就有了上海周边乡村“开船到上海装肥料”的光荣任务。

一个夏天，轮到“走资派”的父亲接受这一任务时，他心血来潮要带上小学放暑假的儿子到上海“白相”。七八岁的儿子欣喜若狂，那时能到上海“白相”一趟，有点像今天中国人到纽约、巴黎一样兴奋。一路拉纤将小木船行至上海时，幼小的我，完全被岸头那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宽阔街道以及穿着裙子和高跟鞋的时尚姑娘所迷住了。感觉唯有一点不好的是：苏州河太臭，水太乌黑，而且潮起潮落时水位反差太大，能忽儿将小船抬至与河岸齐肩，又忽儿搁至枯底的河床让你动弹不得。幼小的我，第一次被潮起潮落后的骇人景象吓着了，多次眼圈里噙着泪水不敢吱声。但这还不是最令我害怕的。第二天，尚未装载“氨水”的小船驶向黄浦江(父亲他们的任务是到十六铺那儿的一家化工厂装氨水，其实就是下脚水）。那时没有机器动力，划船全靠人工摇橹，船头上一人执着竹篙前行与稳定方向。七月的黄浦江涨潮时，其流湍急，呼啸声不绝于耳。父亲他们靠摇橹前行的小船在宽阔而汹涌的江面上，宛如一片竹叶飘荡着，根本无法掌控。身子躲在船舱、探出半个小脑袋的我，此刻已经忘了什么是害怕，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张望着江上来来去去的巨轮与岸一侧那像排着队似的高楼大厦——后来父亲告诉我：那就是上海的外滩。

小木船自入黄浦江后，完全失去了控制，尤其是那些趾高气昂的大轮船从旁边一过，泛起的浪潮更让小船无法承受，只能在浪尖上打滚。“进水了！”“进水了——！”似乎刚听见父亲和船工们的几声叫喊，我的眼前就突然被一道巨大无比的“水墙”轰然罩住，后来便没了知觉……再醒来时，发现自己和父亲他们都躺在泥滩上。赤着身子的父亲用拧干的衣服裹着我的小身子，不时地问：“吓着了吧？”我没有回复，也不摇头，一双小眼睛只是怔怔地望着急流向东的黄浦江和对岸热闹非凡的外滩。不知过了多久，失魂落魂的我问了一声父亲：“这条河老大个，叫啥？”父亲说：“不是河，是江，黄浦江……”
从此我知道了黄浦江，也记住了上海有这么一条水很急、也很宽的一直通向大海的江……

后来我从学校毕业后，当兵去了。部队在湖南湘西的山沟沟里，而每年回家探亲之后，我都是从老家乘车到上海，再坐火车到湖南。其间在上海转乘火车之前，我一定会到外滩，去看一看那条曾经让我死而复生的黄浦江。那时在我的眼里，黄浦江特别大，也特别激荡人心，因为那些来来往往、响着汽笛的各色各样、大大小小的船只，总叫人看不够。再后来，到北京工作后，我也会常常来到上海，并且依着年少的习惯，必到外滩看一看那让我异常留恋的黄浦江。如此年复一年，渐渐也越来越多地认识了上海，认识了这座因水而生、伴水而兴、顺水而昌的城市，以及它所孕育出的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独特精神。自然，我情不自禁地把创造这种城市奇迹的缘故归结于这条奔流不息的黄浦江……

我一直相信是这样。因为在它身边，有绵延数百里的苏州河，有一泻千里的滔滔长江，还有近在咫尺、浩淼无边的东海……黄浦江就在这样的“水兄弟”之间，孕育出了自己的“基因”和品质，所以它在落潮时泻出的水，永远是清涟的、淡怡的，甚至还有些湖草的腥味，这是真正的江南甜水，它带着泰伯和言子等先人之气，以及青山沟谷、江河塘浜所孕育的平和与宁静，又积卷了内蕴生动丰富的苏浙地域传统文化的柔润和丰韵。这样的江南水质，是江南人才喜欢的那种永远隽永的味道。这味道平日里总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内流窜不已，并且渗入每一条弄堂，飘进每一户灶头，甚至摇曳浇洒在女人的旗袍舞动之中。涨潮时的黄浦江水，是从远方的大海那边涌来的，它翻卷和涌动着外域的咸味。这时的黄浦江水中带着粗犷的狂野，带着勃发中的朝气，也带着勇猛和浪漫，具有男子汉的特质。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心底里特别喜欢黄浦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它气势浩荡，有蓬勃之力，有高远智慧，既多彩与丰富，又宽广与纵深……潮涨时，浸入你血脉，落水间，敲酥你筋骨，而且永远保持着勇猛向前的姿态和不屈的韧性。

像我这样一个出身平民，又靠个人闯荡天下的人，其实非常欣赏黄浦江的这种气质与性格，也与“上海”二字的精神比较吻合。所以对上海的感情中，我特别钟情于黄浦江。

从2017年清明开始，因创作《浦东史诗》，第二年又写中共上海地下党革命斗争史的《革命者》，我一多半时间都在上海住着，而下榻的地方总选择靠近黄浦江东侧的浦东一岸，那片我祖先曾经留下痕迹的“和氏码头”所在地的酒店。这样的选择，是想接接地气，接接上海原本的血脉。而因为这，所以每天总有潮起潮落的黄浦江相伴，我的眼里、心里，甚至听觉里，都流淌着黄浦江水的流动声……这份情感在我自己的心头，其实可能超过了许多上海本地人。

“一级响应”前一天，其实上海和全国各地一样，可能更早一些感觉它已经有些空了，过去潮水般涌来的春节旅游观光的人基本没了，原本在城里打工的人也跑得差不多了，尤其是武汉疫情的“警报”已经在全国拉响，武汉“封城”也成了那里想“赶回家过春节”的人加快脚步的一种催化剂，所以城里的人反而一下少了，尤其是像浦东陆家嘴及外滩和南京路上，突然变得异常清静萧条。到了1月25日大年初一之后的几天里，上海城内几乎很少见到有人在外面逛荡了，外卖的飞车身影基本不见，市民们响应政府的号召，一律“宅”在家中，上海市有关部门还每天通过各种媒体和手机短讯，提醒大家一定要在家“屏牢”，意思是说不要忍不住，要有点耐心，“屏牢”了就能不让病毒传染开来。春节假期的那些日子里，可以感觉到从上到下，大家都对武汉的新冠病毒会不会突然在自己生活的城市与乡村传染开这个问题异常警惕和担忧，因为谁也说不准。上海更不用说，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市领导和专家的心头，那十来天时间比一年还漫长……因为钟南山等专家说了，武汉暴发的新冠病毒，潜伏期约14天左右，1月20日算作是病毒在武汉大暴发，那么14天后就可能在全国各地大暴发。14天左右的时间，不恰好是春节前后那些日子嘛！我们现在再看看那些日子，无论哪个地方，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除了武汉之外，全国各地也是一直在飙升，升得比火箭还要快似的……那阵势够吓人！

大上海的形势同样不乐观。大城市的疫情大暴发远快于一般城乡和边远地区，上海是除武汉之外大家最担心的地方，只是当时人们没有说出口而已。上海人心里清楚，我也清楚，而且我明白：相比于北京、广东，上海的劣势更多。一则广东、北京都有过抗击“非典”的经验。二是广东天气比上海要热，同样暴发病毒传染，广东那边结束得快；北京又比上海冷，太冷的天气那病毒“不敢”出来放肆。如此这般，上海危也，上海险呵！

中央和全世界都在盯着大上海。上海失守，全中国失守，全世界不得安宁。

“屏牢！”“把头扎到黄浦江的底底头，也要屏牢！”上海市府领导这样号召，市民们相互间也在这样鼓励，我们每一个在“疫”中的上海人也在努力着……

然而，“屏牢”的日子又是多么的苦闷、单调、寂寞和令人忧心与烦躁。没有家庭，没有亲人，没有同事在一起的我等在外游荡的人，更加苦楚与孤独。

庚子年的春节，天气又十分不好，北方总下雪，一场场莫名其妙的寒雪，把北京人的心都吹得冷冰冰的。通常是，北京寒冷刺骨，上海和江南一带一定是阴雨连绵，寒风肃杀。

“屏牢”的日子里，看着窗外灰暗的江面上波起波涌，没有一艘来往的船只，两岸寒风中的高楼大厦，也像秃枝的林木，孤独无声地站在那儿低泣着，天上乌云密布，地上残落的树叶和纸片被风吹得乱跑……那般情景，着实叫人心底直泛寒气。

这就是上海？这就是疫情下的上海？疫情中的上海到底会走向何方？疫情袭来的黄浦江你就这般低迷无助？你往日的雄壮，你往日的气度，你往日的风姿，你——你就甘心这样沉沦与落败？在病毒面前就这般束手无策、甘拜下风？

呵，这难道是你，是你上海的样子？是你黄浦江的风采？

我不相信，我绝对不相信！

于是我带着这样的疑问，从酒店跑了出来，迎着寒风，迎着可能袭击的病毒——任你肆虐吧！我要去看看黄浦江，看看我心目中的大江，看看上海的魂魄与本色……

我来到了黄浦江边。

江边的风很大，我向大江的西边看去，一直看到十六铺那边，没见到一艘船在江上，那江似是一个倒在地上的病人在痛苦地低吟着；我向大江的东边望去，一直望到杨浦大桥，江上同样没有一艘船，停靠在岸边的一些游艇和船只，在风浪的吹动下不停地摇摆着，仿佛是摇篮里的婴儿般既无力又无奈地在痛苦挣扎着……那般情景，叫人心如刀割，哽咽难忍。因为黄浦江自有小渔村至今的数百年里，即使在腥风血雨的岁月里，也不曾如此悲情。

沿着江边，我缓缓而行，脚下踩的是那条红色的滨江大道。这条世界一流的健康之道，平时每天都有许许多多锻炼身体的老人和青年、男人和女子，他们一个个朝气蓬勃、满面春风地在上面奔跑、散步，充满了活力与精神。然而现在一眼望去，滨江大道上竟然没有一个人影，它所有的生机与生气，全都凝固了，仿佛凝固成一条有颜色的石路绕在我心头，那般沉重，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不能再在上面走动了，我迅速离开它，跑到了贴在江水上的堤廊上。这里离黄浦江最近，可以看到江水的颜色，可以看到江水流动的速度，也甚至可以在巨轮开过的时候溅来滴滴扑面的江水。

每次来到江边时，我最喜欢在这里驻足，然后再静静地感受江的两岸和江上的所有景致，特别是那些流动的潮水和潮水上鸣着笛、拖着万千物资或者带来许多欢笑的旅游者的游轮与船只，它们的存在，给黄浦江以生命和活力，价值与风采。然而现在，疫情中的它们都悄然消失了，只剩下凝固般的江面，以及江面上偶尔飞着的一两只鸟儿。大概已经是数天没有觅到食物，那鸟飞得很吃力，其低沉的叫声十分凄怆和尖厉，很是绝望。我想伸手相助，但它又十分惧怕；我想用呼唤安慰它，可这是最不当的，鸟儿吓得更不知所措，一飞而去，飞到了江中，似乎落在了水面上……是不是飞不动了？我心头一紧，不知如何是好。

情绪怅然低落。

再看长长的、宽阔的岸廊上，独我一人在此走动，平日熙熙攘攘的景致一无所有，宛若天壤之别。

我走到那只留有浦东老船厂历史印记的大铁锚面前，凝视了它半天，我相信这大铁锚与我祖先有关，或许就是我们“和氏码头”的老船厂铸成的它，故每次路过此处，我都要停留几分钟，轻轻抚摸它那铮铮的“体肤”——一般人不会感知它的温度，而我则能够感受到它是有热度的，这个热度像从很遥远的地方慢慢传递过来，然后导入我的身体之中，与我的血脉融在一起，于是我会感到自己的血一下沸腾了。这一过程，我相信是我的高祖父他们在呼唤着我，在发出历史的回声……

今天，疫情下的大铁锚，我第一次感觉它那么失落，那么孤独，并且有些凄然。今天的它，我花了比平时一倍多的时间，也没有感觉到它像以往一样的温度传导到我的身体内。这让人更加不寒而栗。

在大铁锚的旁边，平时是一群垂钓平民的天地。在到江边漫步的时候，我喜欢在此驻足，看这些悠闲的老人们（中间也有一些年纪并不大的）在此钓鱼……我觉得他们很了不起，因为他们的前方是灯红酒绿的外滩和南京路，身后是一座座摩天大厦耸立的国际金融中心陆家嘴，那都是中国最富有的地方，可谓寸土寸金。然而在这些垂钓者眼里，它们可能什么都不是，他们的心思从不为金山银山和证券大厅内你死我活的叫卖声所动，也不为游人的一两句赞美或嘲讽所动，他们只属于自己的世界——那垂杆和钓钩上的鱼儿。我以为这样的人是有境界的，他们每一天在江边出现，就是黄浦江生生不息的象征；他们每一天的劳作与收获，就是黄浦江潮起潮落的精神所在……他们其实是上海市民生活的基本血脉。

我敬佩他们。

然而现在——疫情风暴中的黄浦江边，他们走了，他们也“宅”在家中，不能出来垂钓，这不等于束缚了他们那颗沉静的心和宁静的灵魂吗？

想到此处，我的心格外痛，钻心的痛。

啊，可憎的病毒！你为什么如此无情，如此猖獗，如此戕害众生？！

你凭什么？凭什么这般？

那天，从黄浦江边回到酒店房间时，外面的寒雨扑打在玻璃窗上，犹如一把小榔头捶打在我胸口，让我感到窒息。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再次凝视已处夜色下的黄浦江，心头涌起万千波澜与忧思，于是写下了第一首“致黄浦江”的诗——

你在流动，我心泪随动……

被困家中
我的心犹如被巨石压着喘不过气哟
春天——你的温暖在哪个尽头
请告诉我
告诉我
何时我们能够到院庭
到外面走走
而且不用戴着口罩
像以往那样轻松愉快地欢笑着
自由着

一个特殊的节日——
城，没有了喧嚣
街，不见了行人
唯有每个居民宿舍的窗口里亮着灯火
遵守着同一条纪律：
不让疫情再肆虐地侵袭到我们身上

是，这是一场生死较量
我们与病毒，也与我们自己
没有回旋的余地
只有听从一个号召：
保护自己和亲人
就是保护国家和民族

许多时候我有些消沉与悲苦
因为每一次、每一日的疫情“简报”
总如针扎在心尖
有种欲哭无泪的痛楚……

于是我每天站在窗口
看到了奔流不息的你时
我总是默默流泪
默默祈祷
为了我的城市
我的人民
还有大批大批被隔离的
患者以及冲锋在前线的医生和护士

也许此刻，也许此时
也许这个不该有的节日
人们把你忘在一边
去无止无休地等待疫情的变化
等待商场开门时还能看到
满架的面包和青菜
然而你——依然默默地潮去潮落
背上万千重任、驼上百舟千船
装着这个城市每天所需要的口罩与粮食
不分昼夜地日复一日
日复一日

呵，黄浦江啊
你再一次闪亮着“母亲河”的光芒
让我懂得和明白了什么叫无怨无悔
爱的伟大，伟大的爱

你，还在流动
你从未不曾流动
你从不为风与云所动
你也不曾为喜与悲改变自己的脚步
你更不可能丢下这个城市
和城市里的每个人
每一个我的姐妹兄弟

呵，我已无更美的语言赞美你
唯有每天热的心、热的泪
随你而动
而动

这首诗写于2月2日，它表达了我对当地疫情的担忧与思虑，也表达了对上海和黄浦江的深深感情，后来连同其他几首诗被上海有关方面索要去作为“疫情文艺”配音播出。著名电影演员陈少泽充满磁性的男中音配音和他彻骨的深情，让这首诗一度传扬在黄浦江两岸的上空……

“疫”中小夜曲

我知道，即使在最残酷的战场，有时我们也能听到美的乐曲。眼前的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竟然也让我收获了一支浪漫而醉人的小夜曲……

在17年前的那场“非典”战役中，我接受了到前线采访的任务，跟随王岐山、吴仪等领导奔波在抗非一线，尤其是需要到北京疾控中心、北京“120”救护中心等抗非骨干单位和接收患者的主要医院去调研，因而不能回家，自己在西四那儿自家的一间房子里过了两个来月的“独居”生活。那时几乎每天都有采访，也经常要到北京市政府大院去参加抗非指挥部的一些会议，通常我会被进门的温度测试仪挡住：你又37℃多了！每次我进测温小门框时，红灯就亮。一开始工作人员不让我过，因为我属于发热“危险分子”。后来算是熟人了，他们知道我体温虽超标，却并非病毒感染者。用中医的话说，我这是有内热，其实是身体在某个方面有毛病的信号。但我那时年轻，自以为没事。而且“非典”疫情时我们并没有太多恐惧意识，上面一声令下，我们这些有军人背景的作家就往前冲，最后倒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没人被感染……看来新冠病毒传染力度和广度确实比“非典”要大了许多。

“独居”生活两个多月，任务紧张艰苦，又没处吃饭，我每天几乎三顿都吃方便面。哪知多吃方便面很容易让人发胖，我真的胖了起来，后来就有些收不住的胖，体重直线上升到193斤……当然不全是在这两个月里长的，但2003年四五月份的前线采访时间段是“催胖期”，导致我的身体开始出现了毛病。之后连续几年体检时医生总提醒我：你“已经血糖高了”，“高了……8点多了！”可我没有在意，依然不在乎，一直到后来拖了近七八年，我被无情地按上了“糖尿病”，前两年空腹体检血糖指标达“12”（标准为5－7）。完了，我感觉自己变得越来越没力气，脸也腊黄起来……

这两年，我只能吃完饭就去跑步，靠消耗热量来降低血糖。其实也控制得不好，可每天必须得走走路。以前我是个最不爱动的人，但必须迈开双腿了，所以现在每天早晚尽量想法走一走。开始走3千步，后来加到5千，慢慢可以达到1万步了。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全国上下一片“宅”，我的每日“降血糖行动”成为困难。原先可以去酒店的健身房，现在所有的公共场所全部关闭了。酒店房间小，别说跑步，甚至连走动都十分别扭。无奈，我只能到酒店楼底下的一片空地走走。在之前没有疫情时，我偶尔也会在那里活动。但那里有不少野猫，估计它们是靠有人投食才维持生存的，平时大概也让它们活得很自在。我刚开始在那片空地上活动，就有五六只猫从各个方向的花丛和小树林里蹿出来，向我狂叫一通，那意思好像是说：“你是谁？”“谁敢到我们的地盘来？”“带好吃的没有？”“没有带就赶紧走！”“要不下次一定带点吃的来……”它们很凶的架势，让我内心有些恐惧，于是后来就很少去那儿。

但没有想到，全民“宅”后，我无处可去，只能又到这块“猫领地”去锻炼身体。

煌煌大上海，平时在外走动，你看到的不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就是车水马龙的大街小巷，或者人山人海的车站和商场……但现在，疫情中全民“宅”的时刻，你会感到身边的一切都变了，变得让你十分恐惧，因为此刻你眼前大大小小的马路没有了人，连车子都是几分钟才出现一两辆，而且一半可能是响着尖嘶声的“120”救护车；你当然更不会看到地铁口如潮的人流了，那一个个通向地心深处的进出口像一个个饥饿的流浪汉张着大嘴在远远地向你乞求着……这种物的凝固，物的死沉，物的变态，比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的无数僵硬的尸体更可怕，因为它们太“宏大”和“壮观”了，与我们平时印象中的形态完全颠覆了，颠覆到了我们的思绪和情感会错乱与崩溃的地步……

我开始在那片小空地上走动，在那小空地上走一百步需要用一圈半来完成。我走着走着，突然听见“呜嗷——”“呜嗷——”声大作，然后只见五六只猫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向我围拢过来……

开始它们一边叫，一边慢慢向我靠拢，后来就干脆围坐在我四周，那一双双眼睛令我心惊肉跳，因为那是贪馋和欲望的目光，而且带有挑衅……那意思是：“我们饿了，你带什么东西来了吗？”“我们几天没吃了，你怎么不带好吃的来？”“你想饿死我们呀？”

“你们、你们……”我被吓着了！堂堂七尺汉子，竟然被这群野猫吓着了！

我无法再“走”了，它们的一双双欲以我为食物对象的贪婪利目让我心惊。“你们等着！你们……”我给自己壮胆，而后拔腿就跑，一口气跑到了楼上的房间。

这算什么事？给一群野猫吓得屁滚尿流的。

连续好几天，我再没到后面的小空地去。大约正月初十左右，我想，这回野猫们该不会在了吧。于是我轻松地走到小空地上，开始数着“一圈”“二圈”……我要争取恢复到一次走半个小时，三四千步数，这是降血糖的基本运动指标。

“嗷呜——”
“嗷呜——”
“嗷呜……”

天哪，野猫又来了。而此次来的猫，叫声完全变了，变得有气无力。那叫声让我心底酸酸的，因为那叫声像很嘶哑，像婴儿的啼哭声，像垂死者的呜咽声……

我毛骨悚然。

再细看，我先看到的是一只小黑花猫，后来又发现一只比较大一点的黑猫，再后来又出来一只白猫……还有的跑到哪儿去了呢？因为前几天我看到五六只野猫呢！另外几只到哪里去了？我一边寻找，一边想着。想着想着，心就揪了起来——大概它们没能挺过来，饿死了，或者跑到另外的地方去了……我这样安慰自己。再仔细看了看身边出现的三只猫，又发觉它们应该是“一家”的，那小黑花猫是孩子，大黑猫是父亲，白猫是母亲。从来不怎么喜欢猫的我，对这个“发现”甚为兴奋：瞧它们这一家三口，小黑花猫娇嗲嗲的，一边叫一边朝我靠近；老黑猫的姿势还有些凶，时刻准备着与我决斗；而白猫则躲在更远一些的地方观察着我的每一个动作甚至表情……它们的分工十分清楚和协调，完全是“一家人”的职能布局。这让我暗暗吃惊。

“嗷呜——”“嗷呜——”这是小黑花猫的叫声，我感觉它是在向我示好、示亲，它的“肢体语言”已经充分清楚地表达了它的乞求。“我饿”“我饿”……那声音跟一个无助的婴儿的啼叫与哀求无异。

它，完全打动了我，打动了我内心最脆弱又在人类中容易产生的那份真切感情和可怜之心……

“嗷呜——”“嗷呜——”它在不断地叫着，而且一边叫，一边向我靠近。我心头越来越“紧”了，脚步也越走越快……就在以为把这只可怜的小黑花猫终于甩掉的一刻，我的脚上突然被绊了一下，下意识地使劲踢了出去。

“哇——嗷！“哇——嗷！”一阵尖利的嚎叫吓得我全身冷汗顿涌。原来，那小猫竟然在绕着我脚下跑，然后被我不小心踢了一脚，滚了个个儿……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不是的……”看着小黑花猫躺在地上的可怜样，我的眼泪快要出来了，连声向它道歉。

“嗷呜，嗷呜……”它在地上慢慢翻滚着身子，有些摇晃地站立了起来，恢复了“我饿”“我饿”的乞求声，那双眼睛仍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怎么办呢？显然它是饿极了。我掐了手指一算：从上海启动“一级响应”（1月24日）至正月初十，已经十多天时间了，一个人十几天没能正经像样地吃一顿饭，能行吗？我待的这家酒店早已人去楼空，只剩我等三五个“宅留者”，其他的人也不可能路经酒店附近并且带着食物投在这块小空地上，这就是说，这群猫已经饿了相当长时间了！

呵，天灾人祸时，人类的叫苦喊悲震撼山河，可曾知你们身边还有无数弱小生命更加难过，它们或许早已死亡了千千万万……甚至灭绝于一旦。

一向对野猫并不同情甚至有些讨厌它们的我，此刻一阵特别强烈的怜悯之情涌至心头，像看到自己的孩子受到饥饿威胁一般，我弯下身子对小黑花猫说：“我知道你饿了，知道……”

“咪嗷——”“咪嗷——”我的天哪！这小家伙此刻竟然对我撒起娇来，不停地凑过身体，在我双脚上蹭来蹭去，那种亲昵劲儿让人心酥、心碎、心软……

“好好，知道了，知道了……”我像哄孩子似的对它说。我越这样说，那小家伙越用身子蹭我腿，蹭得我无可奈何，蹭得我泪水直涌……

“知道了你还不给我弄点吃的？快去吧！去吧——去吧！”“嗷呜——嗷呜！”突然，那小黑花猫冲我几声狂叫，那架势很有些像我欠了它什么似的。

“好！好好！你……你就在这里等着！等着我，我马上到楼上去拿吃的给你！不要动啊，别动——我马上来！”那一刻，我像救自己的孩子一样，放下小黑花猫和它的“爸妈”，飞奔到酒店，把早餐时从自助餐厅里拿的两个鸡蛋——准备晚上吃的“口粮”抓在手里，又顺手抓起一根香肠，赶紧再往楼下跑……

跑到空地上，看到“三口之家”还在，我赶紧蹲下身子，给小黑花猫剥了鸡蛋，放在一块干净的砖上……结果发现它并不吃蛋白，于是又给它掏蛋黄。这回它拼命吃了，两个鸡蛋黄几乎是被它狼吞虎咽地吃进了肚子。

“慢点吃，慢点吃……”怕它吃噎住了，我轻声说，可根本管不住。

“嗷呜！”“嗷呜——”嗯，是你啊！专注看小黑花猫吃相的我，突然听到一旁的大黑猫在叫。好吧，再给你爸吃点吧。我顺手把一根香肠一分为二，一半给了小黑花猫，一半扔给了大黑猫。哪知小黑花猫蹿起，先抢过我给它爹的半截，又回头兴高采烈地嚼起它的那半截……

这家伙！我想笑，可又觉得这孩子太可怜了！估计它实在是饿极了，连爹妈的面子都不顾。不过让我感动的是：当爹的还真有样，它不去跟孩子争，而是去舔那孩子刚吃完的一点点残羹，而那只远远看着的白猫则站在一旁，根本就不过来跟爷俩争抢——那一刻，让我感到这是一个多么和睦的家庭，那只白猫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母亲啊！

天下为母者皆无私，皆有爱。我的泪水再度沾满了面庞……

第二天早餐时我对服务员说：“以后每天加四根香肠、八个鸡蛋，我要带走，到时一起结账。”

戴口罩的服务员一笑，说：“何先生这几天的胃口大增呀！”我笑笑，没有说话。

从此，我那孤独的“宅”生活里有了一份责任和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情要做。

酒店后面的那片空地上的三只猫不再是恐怖的“呜嗷”“呜嗷”叫了，而是见到我就甜甜地轻声地叫着“咪哟——”“咪哟——”

那声音，在我听来，就是一曲“疫”中的浪漫小夜曲，它让我陶醉，让我在寒风中不再孤独。这也是我在“疫”中亲身体会到的最暖心的一件事，是我第一次从另一角度打量、理解人和动物、和自然界的关系——这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我的歌声穿过黑夜
轻轻飘向你
一切都是寂静安宁
亲爱的快来这里
看那月光多么皎洁
树梢在耳语
树梢在耳语
没有人来打扰我们
亲爱的别顾虑
你可听见窗外传来
夜莺的歌声
她在用那甜蜜歌声
诉说我的爱情
她能懂得我的心情
爱的苦衷
用那银铃般的声音
感动温柔的心
歌声也会使你感动
来吧亲爱的
快快投入我的怀里
带来幸福爱情
……

不知何故，此刻，当我再仰望黄浦江边的那些闪着灯光的大楼和居民区时，那里仿佛一同在飘扬着舒伯特的这首《小夜曲》。那悠扬而动人心弦的乐曲，给这个“屏牢”的城市重新点燃了生机与爱的活力……

城市有爱，生命才会灿烂

落笔此处的这一天是2020年3月10日。这一天的上海又见太阳出现……见到太阳，就有温暖。这一天我们在中午时分就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即到武汉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到武汉的意义很多，肯定有几个重大之点：其一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武汉疫情及武汉疫情发展至今所取得的战“疫”胜利的充分肯定；其二是“疫”中的武汉人太需要阳光和温暖了，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央和全国人民送去的这份关怀和慰问，肯定让所有武汉和湖北人心暖如春——他们太需要了！从“封城”到这一天已经长达50天，谁受得了呀！它可不是让你待在家里就完事了，那是每天都处在与病毒拉锯的生死线上的“宅”生活呵！

或许武汉人此次受的苦难与痛苦的煎熬，我们还找不出第二个城市与之相比。向武汉人问一声安好，是应该和必须的。

上海呢？其实疫情让哪个城市、哪个乡村都没舒畅过，只是与武汉相比，其他地方要好得多。然而我们回头也会发现一个核心问题：城市环境与城市素质有时会决定你的命运好坏和生命长短。难道不是吗？武汉疫情使三江之城在短短的时间死亡3000余人、数百万人处在危亡的煎熬之中，那是正常人的心理所能承载得了的吗？某些干部和机构的无能与平庸，又极其的固执，城市缺少应急条件下的医疗资源储备等等触目惊心的事实和现实，难道不是此次武汉疫情造成巨大灾难和给人民心灵带来巨大创伤的重要原因吗？

对个人来说，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与成长绝对很重要。而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城市和这个城市有什么样的水准，其实已经关联到我们的生命长短与生命质量问题了。一场大疫使得这样的问题更清晰地搁放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

我自然庆幸整个大疫期间都被一个伟大的城市所庇护着……我自然也在这个疫情中的城市里看到了它好的和不尽完善的地方——当然不可能所有事情都很完美，处处完美那它就不是现实社会，即使天堂，恐怕也有让我们继续想象的空间与争取更好未来的努力余地。从1月15日驻足上海到现在的50余天里，只有两件小事让我不太舒服和深思了一下它的问题所在。一个是大约2月25日左右的一天，我所处的酒店门口已经开始有出租车和其它车辆在那里等候了。早上和晚上是我跑步的时间，当我那两天经过酒店大门外的候车地点时，我看到了很恶心的事——不知是哪个出租车司机，竟然把没有吃完的方便面和其他食品扔在停车的地方，而在他不足十米外的对面马路边就是两个垃圾桶……我很愤怒这种低级行为。打工者你在辛苦地劳动，他人应该尊重你。然而这个城市也是你的，为什么如此粗俗、肮脏的行为不改一改呢？我们现在的大都市确实离不开普通的劳动者，每一个进城的民工、知识分子、商务人员、旅游者等等，城市都应当欢迎和拥抱你、尊重你，可你也应该明白，既然你进了城、到了一个新地方工作、旅游，甚至哪怕只是路过一个时辰，你就是这个城市、这个新地方的主人之一，你就有责任保护它，像爱自己一样爱它，你不能随心所欲，你不能把自己的陋习带给这个城市，你应该要提高素质，到了国外更应该注意这个细节，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世界都在关注和另眼看我们的中国——就国民素质教育问题在数年前参加全国“两会”时我就曾认真地提案过。我以为此次疫情大暴发，给飞速发展的中国一个重要提醒就是：我们不能不抓国民素质了！否则会害死人！害更多的人！害全中国所有的人！

这也让我想到了早前我提出的几个“建议”。相信国家和其他有识之士都会起来关心这样的事。

当然，还有一件小事：在酒店和商场测量体温时，数次遇到那个“手枪”一样的测温器，其实有时就像摆设，至少我碰上五六次根本没测出来——小“手枪”常失灵。我不能怪罪测温的人，主要原因是仪器的问题。我想，如果在疫情疯狂肆虐的关键点和关口上，也许一次、一个患者的测温失误，就是一场灾难等在我们后面……我自然知道在如此大规模的突发灾情下，前方后方需要多少这样的小“手枪”，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忽略每一个细节，尤其是与看不见的病毒作战，丝丝毫毫的战术上的和武器上的问题，可能导致整个战线的溃败结局。这需要我们在以后特别注意，万不可此次没有出事就把这类“小事”忽略了。中国人做事容易“差不多”“估计”“大概”的行为方式，它曾经让我们吃尽了苦头，以后最好不再吃这类因小失大的苦头。

纵观整个大疫，再看上海，以我一个“外人”的目光和内心的全部感受而论，我不得不说大上海此次的的确确比其他大城市更显耀眼的风采，那种大气、精致、细腻、宽宏、无私还有高智商的品质，你说吧，还有什么好听的！它全都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这可不是那种在某些光环照耀下的“假的”，而是我和2400万市民，甚至周边的长三角的一亿多人口都亲身感受到的事实。尤其是在执行中央决策、从本市实际出发、第一时间果断而全力地采取措施，并始终全神贯注、开足马力，保护这个城市和2400多万人民生命，以及伸手支援武汉、严控复工后的疫情“回流”和境外输入的病毒传染新疫情方面，真乃可圈可点，甚至许多方面令我感动不已、感恩不尽。

其实，要感激和感恩上海的何止我一个人，武汉自然在其列，因为是上海在第一时间里派出了医务工作者，而且也是在第一时间里派去医护人员最多的一个。我知道1月24日那天，也就是大年三十晚上，许多上海医务人员正在吃年夜饭时，接到了赴武汉前线的通知，他们（她们）几乎都是“放下筷子”就走的一群“逆行者”；在春节前后的几天中，口罩对武汉人来说就是保护生命的盾牌，在全世界口罩紧缺的时刻，上海又是给武汉送去了最多物资的一个城市……我们大家当然也知道，在武汉管理层越来越出现问题时，上海又把自己的市长应勇“送”到了武汉，虽然这是中央的指令，但对2400多万人口的大上海来说，那个时候多一个能干的市长难道不是更好的事吗？

当然我们也还要提到“张爸”张文宏，他和他的团队说实话、说精准的话，对疫情中的全体中国人统一行动、统一意志与病毒作生死斗争所起的作用更不用说。

在春节之后的2月10日返城与复工潮来临之际，作为重要交通枢纽的上海虹桥机场与车站，它的压力巨大，关联到人口最多、流动性最大的整个长三角地区，这是何等影响！为了上海，更为了长三角和全中国，上海人可以说在那段时间里真拼了，拼得远比“屏牢”时要累得多、苦得多，而且极少有人去关注、关心这份无私的贡献，因为人们的目光仍聚焦在武汉和湖北，并且慢慢把心思放在关注国外的疫情趋势之上……

从启动“一级响应”到2月底时，上海无论在防控还是医治患者方面，皆可用眼下时尚的“硬核”二字形容。累计342例（截至3月8日）的确诊病例和死亡3例的数字，比最早中外某些机构预测的80万感染者的人数少了多少？零头之零头数都没到。且这342例中，有三分之一是外地来沪人员，多数是武汉和湖北来沪人员，以及近一周从国外疫区“输入”进来的确诊者，也就是说上海本身受病毒传染的也只有200来位。2400多万人中被感染者仅有200来位，这在如此大疫情之中难道不是奇迹吗？3位死亡者也非全因新冠病毒肺炎所致，比如第一位高龄亡者患有其他疾病。我们自然珍惜每一个生命，然而生命的规律告诉我们，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和最富有的地方，人的生老病死仍然是自然界的一种正常现象。大上海在乌云密布、黑云阵阵的疫情中，如此“硬核”地保卫了这个美丽而伟大的城市，如此“硬核”地让这个庚子年春节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包括我在内的2400余万人平安、健康地没有受伤害地活了下来，难道不值得我们去赞美和感恩她吗？

自然需要，极其需要，永远需要。

平时我们都在说，人活着是因为有爱，有追求，那么现在我们所有在大上海平安、健康地活下来的人们，在大疫情渐渐消散的时候，是否想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字眼：爱？！

我想是的。至少我是这样的。

什么叫爱？爱就是一个人内心最幸福和温暖的情感，爱就是一个人内心最激动亢奋的情感，爱就是一个人活着的动力和希望的情感，爱是我们每一个生命最重要的源泉与力量，它闪耀着最绚丽和灿烂的光芒。它能让一个卑贱的人感到前面有金山银山和自己的尊严；它也能让一个高贵的人懂得去施舍，并在这种施舍中获得更崇高与伟大的精神升华；爱让政治家明白欲想成为合格的统治者，就必须真心实意地去抚恤和体贴民众，用勤政、善政和明政、良政去构架国家与政体及制度……

社会和人是离不开爱的。一个城市更得有爱。有爱的城市，才可能保持永恒的光艳；有爱的城市，才可能充满活力与生机；有爱的城市，才可能不断变得更强大，去防御和抵御各种风险与危机；有爱的城市才可能让我们每一个生命绽放得更加灿烂。

也是因进而理解了“爱”这个神圣字眼的缘故，在2020年这个被可恶的新冠病毒肺炎夺去许多美好东西的“情人节”（2月14日），我特意从浦东乘摆渡船过了黄浦江，来到对岸的虹口区，来到了传说中的上海最浪漫的“爱情街”，去寻找这个城市时尚而又古老的“爱之源”……

上海“爱情街”的正式名称叫虹口区“甜爱路”，它南起四川北路，北至甜爱支路，全长公共汽车两站的路程。相传这里曾经有一个财主家在此生活，该财主有一个女儿名为田爱，从小知书达理，聪慧过人，长大后更是才貌双全，性格脾气又温柔。田宅里有一位聪明能干的放牛仔阿祥，他与田爱从小在一起长大，时常陪小姐读书和白相，俩人日久生情，终结甜美的爱情之果。恋爱时的田爱与祥德，经常相依相偎，牵手漫步于一条幽静的小路上……所以后人就把这路称之为“甜爱路”。

在改革开放之后，甜爱路便慢慢地被上海的少男少女们所熟知，于是热恋中的情侣们就把甜爱路当作“定情地”“许愿地”“牵手地”，甚至“山盟海誓”地。很会经营城市的虹口社区因势利导，便将这条“甜爱街”打造成现今的“上海第一浪漫街”。

漫步于这条被两边高大葱绿的水杉树掩蔽的幽静小马路，一边默念着挂在街墙上的28块“名人论爱情”的经典语录，再看长长的“爱情墙”上不知有多少少男少女们在此涂鸦的各式各样的图案与写下的句句“爱情宣言”，一股浓浓的清香的甜美的爱情味道，会从你心底缓缓升腾而起……

这是疫情下的上海“情人节”：我看到这里已经有三三两两的青年男女，尽管他们戴着口罩，但他们仍然手牵着手，不时地在爱情墙上画着、写着他们的“爱情鸟”与“爱情宣言”。我还看到一对七十多岁的老人也手拉着手，漫步于爱意浓浓的小街上。

“阿伯、阿婶，你们可好？第一次到这儿来?还是……”我好奇地上前跟老人打招呼。

他们友善地停住脚步，轻声地告诉我：“阿拉两个已经金婚了……每年‘情人节’都要到这里重温一下爱情的热度。今年也一样，虽讲病毒能咬坏大家的身体，可不能让它咬坏我们的爱情呀！”

哈哈……老阿伯的话让我忍俊不禁。

“来来，能不能请侬帮照张相片呀？”阿婶递过手机，对我说。

“可以可以！”我忙摆开架势，连连帮他们“咔嚓”几下。

“谢谢。谢谢。”

我看着这对依偎在一起散步的老恋人，耳边仿佛传来柏拉图的那句温暖而经典的诗句：

当你抬头望星星，
我的爱人！
我愿成为天空，
可以用千万只眼睛，
好好将你打量……

呵，那一刻，我被上海“爱情街”、被“爱情街”上的这两位老人和身边走过的每一对恋人所感动。当我回到黄浦江边摆渡的时候，重新展望疫情即将过去的大上海，心头难抑激荡和飞翔的感情……

我想唱，我想歌。我想对上海唱，我想对上海歌。

唱她的美丽，歌她对我们的爱。

我还想如此告诉她：我的祖先曾经在你怀抱；我一生又将回到你的怀抱；我的孩子和后代，他们终将也会来到你的怀抱，吮吸你的乳汁，与你共辉于世……

联系我们：第三届世界蜂疗大会组委会
吴老师 138-1126-3153（微信同号）
宋老师 152-1078-2736（微信同号）
卓老师 152-0107-3223（微信同号）

论文投稿邮箱：120@39fengliao.com
网址： www.39fengliao.com www.39fengliao.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