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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最后的蜂农

2024年06月01日已有人阅读病友分享我想学蜂疗

　　上海也有这样一群蜂农。采花、酿蜜、酿蜂王浆，他们天还没亮就起身采集最甘甜的蜜，却被街坊驱赶、物业叫骂；城市在发展，物价在上涨，他们的生存空间却在不断压缩；他们大多已经是60岁以上的老人，不知道当他们摘帽谢幕时，是否代表蜂农这个行业将退出上海的历史舞台。

运费涨了200倍

算起来，今年已经是张文飞养蜂的第47个年头了。从1968年的“帅小伙”到如今66岁的“老大哥”，他是沪上养蜂由盛转衰的亲历者、见证人。

张文飞是南汇本地人，刚养蜂那会，还属于人民公社，每天的工作折算成工分。“最开始一天12分，后来最多一天可以拿到16分。”一个工分就是一毛钱，按一个月30天计算，在上世纪70年代，他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就有48元，这在当时可算是体面的收入了。

那些年，南汇的油菜花总是大片地盛开，但这并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追着花期，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12月去广东繁殖，3月江西采油菜，4月江苏采紫云英，6月山东采枣花，7月吉林采椴树，8月黑龙江采椴树，9月内蒙古采荞麦。只有越冬的两个月待在上海。

可是1981年，陕西的一场洪水冲走了他们大量的蜂箱，残存下的蜂蜜并不足以在一年之内繁殖到像样的规模。1982年，公社就解散了。

一年之后，张文飞自己操起了这项营生，妻子薛惠娟成了他的得力助手。江西、上海、辽宁，他设计的行程简单却又充实，油菜、洋槐、山花，一年到头也不得闲。养蜂确实有风险，1990年遭遇的一场大雾就让他那一年几乎颗粒无收，但更多的时候是蜜糖般的喜悦。

只是如今行业不景气了，运费翻了又翻。“1990年从十六铺码头到辽宁大连港的运费1箱只要2毛钱，之后年年上浮，如今已经40元一箱了。”从2角到40元，运费涨了200倍。2000年，张文飞只能放弃了全国的流转，专心在家乡扎下了根。

想多养但没地方

一个人养100箱蜜蜂，这是张文飞曾经的骄傲，可是如今，他两个场加起来也只有30多箱。“不是我不想多养，是实在没有地方摆。”

一方面是这几年大兴土木，不少原来种油菜花的土地被用来商业开发，花越来越稀疏了；另一方面是周围的村民看到他们就骂，就赶，“边上一户人过来提要求，要是蜜蜂蛰死人的话，男的赔100万，女的赔60万。”张文飞说，他哪能打这个包票，只能搬场，可是到哪里都没有人欢迎，“整天来投诉蜜蜂排泄弄脏了他们的被子，飞到房间里蜇了人”。

2010年，他还养了50箱蜜蜂，也是分两个场，其中一个大的场位于东大公路宏祥路口的一片废弃垃圾场上，每天晚上夫妇俩住在自己搭的简易帐篷房里，照看着30箱蜜蜂。

可是去年，拆违办找到了他，先后来了四次，第一次说在帐篷里烧饭睡觉不符合规定；第二次说是帐篷太靠路边，影响城市形象，要求换个彩钢板的房子；第三次干脆放话，你们不是本镇的人就不能待在这里；第四次再来，二话没说，就把帐篷推倒了，当时老两口人都不在。

“我们养蜂当然是蜜蜂到哪，我们到哪，没有个简易篷，下雨天怎么干活。”薛惠娟怎么都不理解。再搬场，他们就只能一根竹子、两块木板、一片塑料布搭个篷，“就是为了雨天挡个雨，不然淋湿了回家换身衣服，还没走到蜂场就又湿透了。”

去年底，他想去沪郊蜂业联合会召开的养蜂交流会议上发个言，可是最后根本没得到说话的机会。

蜂农已不足百人

“哪有年轻人愿意做这一行。”青黄不接、后继无人，这是沪上养蜂人遇到的最大问题。张文飞说，今年开会的时候他大概数了数，南汇的蜂农已经不足百人，奉贤等地更是没剩几个。

“和过去不能比。”张文飞所说的是人民公社时，4个大蜂场，每个蜂场2000箱蜜蜂、100多人，加在一起，起码也有五六百人。

现在剩下的也基本上是这一批蜂农了，养蜂辛苦，又赚不到什么钱，家长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干，所以人数日益锐减，“而且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

老两口每天五点前起床，打蜜时还得再早一小时。3月21日左右开始可以采油菜花蜜，南汇的花这些年少了太多，五六月采点绿化带上的杂花，十月采些路边的一枝黄花，八九月间还要给蜜蜂喂白糖。剩下的时间也就是靠蜂王浆赚点钱，丈夫负责从子脾里选种往王台移虫，妻子负责取出生长了三天的小虫，然后一勺一勺挖出王浆。蜂王浆要一直酿到10月底。

几乎每天都要被蜜蜂蜇，生活却一直老样子，没什么大的改善，也想放下这辛苦的活计，但是除了养蜂，一个月的补贴就100元，日子还得过下去。盈利再少，他还是会拿出最好的蜜，浓度40波美度（含水量23%），纯天然无添加。他说不少日本厂家都到中国来收购蜂王浆，可我们却舍近求远。

张文飞说，蜜蜂他会一直养下去，养到眼睛看不到了，养到脚走不动路了，“这边83岁还在养蜂的都有呢”。他不怕累，只是想有一块不大的地方摆蜂箱，不要每天被到处撵着跑。